詩詞大全1.南宋詞與北宋詞在藝術上有什么區別
一、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《北宋詞史》寫到結束的時候，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。
這里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征做一個回顧與總結，以為進入《南宋詞史》閱讀的過渡。 首先，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。
詞，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，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。古代社會，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，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，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。
于是，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，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，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，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。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，但是“舊譜零落，不能倚聲而歌也”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。
南宋末年詞人張炎《國香·序》說：“沈梅嬌，杭妓也。忽于京都見之，把酒相勞苦。
猶能歌周清真《意難忘》、《臺城路》二曲，因囑余記其事。詞成，以羅帕書之。”
可見“舊譜零落”，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，便是鳳毛麟角。“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，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。
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，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，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。”北宋詞人，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，填詞當筵演唱。
北宋詞人作詞，是隨意性的應酬，是業余的娛樂消遣，是逢場作戲，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，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。南宋詞作，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，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，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。
另一方面，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，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，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。南宋詞作，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，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，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。
南宋詞人作詞，是高雅的藝術活動，是精心的組織安排，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。所以，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說：“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。”
其次，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，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，往往就眼前景色，抒寫內心情感，自然而發，生動感人。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，巧妙安排，精彩豐富，門徑儼然，句法章法可圈可點，警策動人。
周濟說：“北宋主樂章，故情景但取當前，無窮高極深之趣。南宋則文人弄筆，彼此爭名，故變化益多，取材益富。
然南宋有門逕，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。北宋無門逕，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。”
又說：“北宋詞多就景敘情，故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。至稼軒、白石，一變而為即事敘景，使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。”
兩者各有春秋。北宋詞即見性情，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；南宋詞巧見安排，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。
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，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，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。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：“北宋去溫、韋未遠，時見古意。
至南宋則變態極焉。變態既極，則能事已畢。
遂令后之為詞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況愈下，蓋有由也。亦猶詩至杜陵，后來無能為繼。
而天地之奧，發泄既盡，古意亦從此漸微矣。”這種“古意”，恐怕就是率情，就是“自然感發”。
再次，北宋詞率情而作，渾厚圓潤，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，就少有意外之旨；南宋詞匠心巧運，意內言外，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，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。周濟說：“北宋詞，下者在南宋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托也。
高者在南宋上，以其能實，且能無寄托也。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。”
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，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。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，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。
因為古人詠物，“在借物以寓性情，凡身世之感，君國之憂，隱然蘊于其內，斯寄托遙深，非沾沾焉詠一物矣。”（清沈祥龍《論詞隨筆》）《芬陀利室詞話》卷三說：“詞原于詩，即小小詠物，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。
唐、五代、北宋人詞，不甚詠物，南渡諸公有之，皆有寄托。白石、石湖詠梅，暗指南北議和事。
及碧山、草窗、玉潛、仁近諸遺民，《樂府補遺》中，龍涎香、白蓮、莼、蟹、蟬諸詠，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，非區區賦物而已。知乎此，則《齊天樂·詠蟬》，《摸魚兒·詠莼》，皆可不續貂。
即間有詠物，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。”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，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，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。
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。 二、南北宋詞優劣論 關于南北宋詞的不同創作特色、優劣比較，是歷代詞人、詞論家熱心關注的問題。
這種關注，首先來自對南北宋詞作的感性認識。眾多作家，根據個人喜好，或浸染于北宋詞之中，或細心揣摩南宋詞，各有心得，各抒己見，有時還形成交鋒與爭論。
大致說來，截止到清初朱彝尊，北宋詞更受人們的喜歡與推崇，創作中北宋詞更多地被學習與模仿。《詞苑萃編》卷八《品藻》說：“容若自幼聰敏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善為詩，尤工于詞。
好觀北宋之作，不喜南渡諸家，而清新秀雋，自然超逸。海內名人為詞者，皆歸之。”
喜好北宋詞作，是當時詞壇的普遍情況。 朱彝尊以后，清。
2.南宋詞與北宋詞有哪些異同
首先，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.詞，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，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.古代社會，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，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，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.于是，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，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，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，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.
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，但是“舊譜零落，不能倚聲而歌也”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.南宋末年詞人張炎《國香·序》說：“沈梅嬌，杭妓也.忽于京都見之，把酒相勞苦.猶能歌周清真《意難忘》、《臺城路》二曲，因囑余記其事.詞成，以羅帕書之.”可見“舊譜零落”，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，便是鳳毛麟角.“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，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.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，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，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. ”
北宋詞人，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，填詞當筵演唱.北宋詞人作詞，是隨意性的應酬，是業余的娛樂消遣，是逢場作戲，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，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.南宋詞作，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，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，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.另一方面，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，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，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.南宋詞作，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，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，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.南宋詞人作詞，是高雅的藝術活動，是精心的組織安排，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.所以，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說：“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.”
其次，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，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，往往就眼前景色，抒寫內心情感，自然而發，生動感人.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，巧妙安排，精彩豐富，門徑儼然，句法章法可圈可點，警策動人.周濟說：“北宋主樂章，故情景但取當前，無窮高極深之趣.南宋則文人弄筆，彼此爭名，故變化益多，取材益富.然南宋有門逕，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.北宋無門逕，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.”又說：“北宋詞多就景敘情，故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.至稼軒、白石，一變而為即事敘景，使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.”兩者各有春秋.
北宋詞即見性情，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；南宋詞巧見安排，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.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，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，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.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：“北宋去溫、韋未遠，時見古意.至南宋則變態極焉.變態既極，則能事已畢.遂令后之為詞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況愈下，蓋有由也.亦猶詩至杜陵，后來無能為繼.而天地之奧，發泄既盡，古意亦從此漸微矣.”這種“古意”，恐怕就是率情，就是“自然感發”.
再次，北宋詞率情而作，渾厚圓潤，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，就少有意外之旨；南宋詞匠心巧運，意內言外，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，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.周濟說：“北宋詞，下者在南宋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托也.高者在南宋上，以其能實，且能無寄托也.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.”
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，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.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，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.因為古人詠物，“在借物以寓性情，凡身世之感，君國之憂，隱然蘊于其內，斯寄托遙深，非沾沾焉詠一物矣.”（清沈祥龍《論詞隨筆》）《芬陀利室詞話》卷三說：“詞原于詩，即小小詠物，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.唐、五代、北宋人詞，不甚詠物，南渡諸公有之，皆有寄托.白石、石湖詠梅，暗指南北議和事.及碧山、草窗、玉潛、仁近諸遺民，《樂府補遺》中，龍涎香、白蓮、莼、蟹、蟬諸詠，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，非區區賦物而已.知乎此，則《齊天樂·詠蟬》，《摸魚兒·詠莼》，皆可不續貂.即間有詠物，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.”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，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，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.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.
3.話說南宋詞和北宋詞的不同特色
首先，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。詞，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，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。古代社會，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，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，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。于是，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，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，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，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。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，但是“舊譜零落，不能倚聲而歌也”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。南宋末年詞人張炎《國香·序》說：“沈梅嬌，杭妓也。忽于京都見之，把酒相勞苦。猶能歌周清真《意難忘》、《臺城路》二曲，因囑余記其事。詞成，以羅帕書之。”可見“舊譜零落”，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，便是鳳毛麟角。“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，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。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，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，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。”北宋詞人，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，填詞當筵演唱。北宋詞人作詞，是隨意性的應酬，是業余的娛樂消遣，是逢場作戲，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，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。南宋詞作，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，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，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。另一方面，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，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，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。南宋詞作，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，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，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。南宋詞人作詞，是高雅的藝術活動，是精心的組織安排，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。所以，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說：“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。”
其次，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，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，往往就眼前景色，抒寫內心情感，自然而發，生動感人。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，巧妙安排，精彩豐富，門徑儼然，句法章法可圈可點，警策動人。周濟說：“北宋主樂章，故情景但取當前，無窮高極深之趣。南宋則文人弄筆，彼此爭名，故變化益多，取材益富。然南宋有門逕，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。北宋無門逕，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。”又說：“北宋詞多就景敘情，故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。至稼軒、白石，一變而為即事敘景，使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。”兩者各有春秋。北宋詞即見性情，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；南宋詞巧見安排，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。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，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，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。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：“北宋去溫、韋未遠，時見古意。至南宋則變態極焉。變態既極，則能事已畢。遂令后之為詞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況愈下，蓋有由也。亦猶詩至杜陵，后來無能為繼。而天地之奧，發泄既盡，古意亦從此漸微矣。”這種“古意”，恐怕就是率情，就是“自然感發”。
再次，北宋詞率情而作，渾厚圓潤，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，就少有意外之旨；南宋詞匠心巧運，意內言外，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，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。周濟說：“北宋詞，下者在南宋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托也。高者在南宋上，以其能實，且能無寄托也。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。”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，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。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，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。因為古人詠物，“在借物以寓性情，凡身世之感，君國之憂，隱然蘊于其內，斯寄托遙深，非沾沾焉詠一物矣。”（清沈祥龍《論詞隨筆》）《芬陀利室詞話》卷三說：“詞原于詩，即小小詠物，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。唐、五代、北宋人詞，不甚詠物，南渡諸公有之，皆有寄托。白石、石湖詠梅，暗指南北議和事。及碧山、草窗、玉潛、仁近諸遺民，《樂府補遺》中，龍涎香、白蓮、莼、蟹、蟬諸詠，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，非區區賦物而已。知乎此，則《齊天樂·詠蟬》，《摸魚兒·詠莼》，皆可不續貂。即間有詠物，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。”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，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，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。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。
4.南宋和北宋文化差異的原因
從宋朝的代表性文學：詞，就可以看出他們文化的差異。
俗話說：唐詩宋詞。可見宋詞代表了宋代文學的最高水平。
有宋一代的詞作大致分為兩派：婉約派與豪放派。
北宋婉約派的代表詞人是柳永。其詞多歌太平盛世的宴樂與歡歌。
北宋豪放派的代表詞人是蘇軾，其詞多悲古懷今，頗多壯烈之慨。
而到了南宋，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。
南宋婉約派的代表詞人為李清照等人，其詞作也由北宋時的樂娛之詞而轉為對舊日美好生活的追憶之作。
南宋豪放派的代表詞人為辛棄疾，其詞作則多為感時憤事，抒發自己報國無門的悲壯情懷。
5.南宋詞與北宋詞有哪些異同
首先，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.詞，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，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.古代社會，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，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，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.于是，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，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，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，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.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，但是“舊譜零落，不能倚聲而歌也”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.南宋末年詞人張炎《國香·序》說：“沈梅嬌，杭妓也.忽于京都見之，把酒相勞苦.猶能歌周清真《意難忘》、《臺城路》二曲，因囑余記其事.詞成，以羅帕書之.”可見“舊譜零落”，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，便是鳳毛麟角.“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，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.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，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，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. ”北宋詞人，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，填詞當筵演唱.北宋詞人作詞，是隨意性的應酬，是業余的娛樂消遣，是逢場作戲，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，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.南宋詞作，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，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，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.另一方面，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，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，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.南宋詞作，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，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，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.南宋詞人作詞，是高雅的藝術活動，是精心的組織安排，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.所以，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說：“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.” 其次，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，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，往往就眼前景色，抒寫內心情感，自然而發，生動感人.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，巧妙安排，精彩豐富，門徑儼然，句法章法可圈可點，警策動人.周濟說：“北宋主樂章，故情景但取當前，無窮高極深之趣.南宋則文人弄筆，彼此爭名，故變化益多，取材益富.然南宋有門逕，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.北宋無門逕，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.”又說：“北宋詞多就景敘情，故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.至稼軒、白石，一變而為即事敘景，使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.”兩者各有春秋.北宋詞即見性情，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；南宋詞巧見安排，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.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，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，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.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：“北宋去溫、韋未遠，時見古意.至南宋則變態極焉.變態既極，則能事已畢.遂令后之為詞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況愈下，蓋有由也.亦猶詩至杜陵，后來無能為繼.而天地之奧，發泄既盡，古意亦從此漸微矣.”這種“古意”，恐怕就是率情，就是“自然感發”. 再次，北宋詞率情而作，渾厚圓潤，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，就少有意外之旨；南宋詞匠心巧運，意內言外，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，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.周濟說：“北宋詞，下者在南宋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托也.高者在南宋上，以其能實，且能無寄托也.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.”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，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.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，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.因為古人詠物，“在借物以寓性情，凡身世之感，君國之憂，隱然蘊于其內，斯寄托遙深，非沾沾焉詠一物矣.”（清沈祥龍《論詞隨筆》）《芬陀利室詞話》卷三說：“詞原于詩，即小小詠物，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.唐、五代、北宋人詞，不甚詠物，南渡諸公有之，皆有寄托.白石、石湖詠梅，暗指南北議和事.及碧山、草窗、玉潛、仁近諸遺民，《樂府補遺》中，龍涎香、白蓮、莼、蟹、蟬諸詠，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，非區區賦物而已.知乎此，則《齊天樂·詠蟬》，《摸魚兒·詠莼》，皆可不續貂.即間有詠物，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.”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，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，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.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.。
